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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都河畔，夜色沉沉。主力红军八万多人整装待发，人群里有人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苏区，转身就再没回头。就在不远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，有一个人连“回头”的资格都没有，他胯骨被子弹打穿，伤口化脓，高烧不退，连翻身都做不到。他叫陈毅。主力红军出发那天，他是被“留下”的那个人。 1934年8月28日，江西兴国老营盘。敌军周浑元部向兴国推进，陈毅赶到红三军团第六师前沿指挥，敌军炮火击中了他的右胯骨，粉碎性骨折，血流如注。当地群众用青竹搭成担架，把他抬往后方。伤后高烧退了，腿却迟迟伸不直。医生要先拍X光片才能开刀，可医院没有能带动机器的电源。 周恩来接到信，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，重新启用设备。院长傅连暲主刀，X光片显示右胯骨被打碎一角，立即开刀，取出了作祟已久的一些碎骨。因为条件限制，只取出了少许碎骨头。 手术后第二天下午，陈毅忍着伤痛让人抬着担架，去驻地和即将撤离的周恩来告别。博古见他到来，上前握手致歉，说因工作太忙一直没去看望，接着解释：此次撤出本想把他抬走，但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，有名望，群众中都活动得开；项英到苏区才两三年，又没有打过游击，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，帮助项英。 陈毅没有说“我走不了”，也没有说“让我跟部队走”。他说的是服从安排。主力红军走后，苏区还剩多少人？红二十四师、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.6万人，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，共3万余人。他们面对的是敌军20多个师、20余万人的“清剿”大军。 陈毅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办事处主任，与项英共同领导留守。留守部队的任务写得很清楚：保卫根据地，保卫土地的胜利成果，在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，使侵占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，并准备在适当时机配合主力红军反击。换句话说，留下不是等死，是一道正式下达的命令。 陈毅的右腿伤一直没好。手术后伤口反复化脓，腿肿得伸不直，走路要靠人搀扶，连下床都困难。但每天要做的事一件都不能少：安排伤员转移、部署游击、安抚群众、处理机关疏散和物资。最要命的是打法问题，项英当时的想法是“坚守苏区，等待主力回师”，中央划定瑞金、会昌、于都、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“三角地区”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。陈毅不同意。 陈毅的判断很直接：老蒋不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就丢下苏区不管，反革命的大风暴很快会来。主力一走，敌人马上就会调重兵围剿。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硬拼，是保存干部、保存力量，把正规战转成游击战。 他的判断很快有了印证，1934年11月22日，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在会昌谢坊附近的湾塘岗打了一场胜仗，国民党军一部冒进遭伏击，损失了半个旅。捷报没让人高兴多久，对手确认苏区还有成建制的红军，立刻调集兵力寻找决战。第二天，会昌县城失守。 1935年2月5日和13日，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两次发来“万万火急”电报，要求留守部队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，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。2月13日的电报明确指出，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，要求立即转变为游击斗争方式。项英这才下令部队分九路突围。但很多部队接到命令时，已经被包围了。 1935年3月，苏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，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落入敌手。九路突围中，部队遭受重大损失。贺昌率先头部队突围时遭遇重兵合围，弹尽粮绝后举枪殉国，年仅29岁；杨英、李翔梧双双战死。 1935年3月底，项英、陈毅率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的油山，同当地游击队会合。油山会师，拉开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。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境，没有根据地，没有后方，没有补给，连电台都丢了。分局多次呼叫电台未能取得联系，为保守秘密，只能掩埋电台、销毁密码，就此失去电讯联系。 敌军军队在山上搜，保甲制度在村里查，叛徒在山下喊话劝降。山里潮湿寒冷，感染更严重，陈毅的伤腿有时疼得整夜睡不着。他住山洞、啃野菜、嚼树皮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三年是他二十年革命斗争中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。 1936年冬天，最危险的一次来了。陈毅的旧部下陈海叛变，利用特殊身份诱骗陈毅等人下山。陈毅不知陈海已背叛，一早来到县城，距交通站只有三四十米时才发现危险，在一名妇女帮助下撤回梅岭，潜伏在莽丛中。 叛徒出卖了他们的位置，敌军以五个营的兵力把梅岭斋坑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展开地毯式搜索。陈毅和项英带着几十个人，在草丛里、石缝间藏了整整二十多天。游击队丝毫不敢动烟火，也没有粮食可吃，只能嚼野果、野菜充饥。敌人搜捕不到，恼羞成怒放火烧山。 这一次，陈毅心想怕是真出不去了。他拿出一张纸，在衣底写下三首诗。“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写完之后，他把纸塞进衣底，等着最后那一刻。 但敌人搜山搜累了，撤了。他活下来了，那三首诗后来流传了出去，人们把它叫《梅岭三章》。老蒋那边，始终没打算放过他们。西安事变后，老蒋采取“北和南剿”的政策，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
